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”当90岁的高秉涵坐在台北老房子的藤椅上念起这句诗，嘴角的笑里裹着化不开的山东菏泽味儿——77年前从厦门港登船时，他还是个攥着娘给的煮玉米、哭红眼睛的13岁娃，如今鬓角全白了，怀里抱过的100多个骨灰坛，成了他和“老伙计们”最沉甸甸的“回家船票”。
1948年的风裹着战乱的烟，高秉涵跟着难民潮挤上往台湾的船，临行前娘在菏门外的土路上追了半里地，喊的那句“儿啊，活下来，娘等你活着回来”，像根烧红的针，扎在他心里70多年。刚到台湾时，他躲在台北巷子里的破庙里，听着邻居们夹杂着河南腔、四川味的聊天，总以为转过街角就能闻到娘煮的小米粥香，可一摸口袋里的布衫角——那是娘塞给他的，布纹里还留着娘的体温——就忍不住蹲在墙根哭。“好几次想跳山谷，可一想起娘的话，就觉得手里还攥着她的盼头，不能死。”
1979年的春天，他咬着牙写了封10页纸的信，贴了3张邮票往菏泽寄。等了半年才收到回信，信封上的邮戳磨得发白，里面的字却像把刀：“娘去年走了，走前还攥着你小时候的布衫，说‘俺儿会回来的’。”他把信贴在胸口，眼泪把信纸浸得皱巴巴的，“那时候才明白，乡愁不是想喝一碗小米粥，是连‘娘’这个称呼，都只能对着海峡喊。”
1991年的清晨，厦门港的风裹着咸湿的海味吹过来，高秉涵攥着台胞证的手在抖——43年了，他终于踩着大陆的土地，对着天空喊了一嗓子“娘，我回来了”。可他怀里还抱着个用红布包着的木盒子，那是同乡会的老伙计王顺的骨灰。“当年开会时，顺哥攥着我的手说‘秉涵，我怕是等不到回家了，你要是能回去，把我带在身边’。”从那以后，他的行李箱里总装着骨灰坛，有时候是陶的，有时候是木的，每一个上面都贴着老兵的老家地址：“山东菏泽曹县”“河南周口太康”“江苏徐州沛县”……30多年里，他跑了大半个中国，把100多个老伙计的骨灰送回了祖坟，“每到一个村口，我就对着骨灰坛说‘老哥哥，到家了’，风里飘着麦香，跟咱小时候在老家割麦时一个味儿。”
台北的老房子里，还摆着当年同乡会的合影——十几个老头挤在公园的石凳上，每个人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笑得像孩子。高秉涵摸着照片上的王顺，声音轻得像片云：“他们有的人到死都没见过老家的新屋，有的连孙子的面都没摸过，我能做的，就是把他们的‘根’带回去。”
现在的高秉涵，腰杆不如从前直了，可说起最后的心愿，眼睛还是亮的。他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，手指在海峡两岸画了个圈：“我想活着看到九州同，到时候我要带着剩下的老伙计们的骨灰，坐高铁过海峡——这次不用偷偷摸摸，要唱着《沂蒙山小调》回去，让娘听听，她的儿，终于把‘家’完整地带回来了。”
楼下的收音机里正放着余光中的诗，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”高秉涵端起桌上的茶，茶里泡着从山东带回来的大麦粒，喝一口，还是当年娘煮的味儿。窗外的凤凰花正开得艳，像极了老家菏泽的映山红——那是娘最喜欢的花，说等他回来，要在院子里种满。
